“……由此證明，丁潛的邏輯從一開始就是錯的，他對罪犯的犯罪意圖分析錯了。我們遇到的其實就是一個純粹的樂型罪犯，他的犯罪目的就是通過綁架來勒索錢財，並不在乎對什麼樣的人下手。”

“既然犯罪機這麼清楚，我們還有什麼爲難的呢，綁架案我們也到過不哇。”董局長急切的說。

“本質上不一樣，這不是我們尋常見到的那種孤注一擲的冒險式綁架。我接過很多連環犯罪案件，但是連環綁架案還是極遇到，尤其是，這個綁架犯每一次作案都極爲蔽，我們到目前爲止還不知道任何一起綁架案的案發地點，所以我沒有辦法進行推斷。我還是頭一次遇見這樣的連環作案。不得不承認兇手非常狡猾，而且還很運氣。”

“照你這麼說，我們豈不是拿他沒有辦法了嗎？”董局長又有點兒來火。

“我還沒說完……就在最近兩天，陸續出現了五個被害人的。雖然不是一件好事，可總比我們一直都發現不了強。我們可以不必絞盡腦猜測兇手下一步會在哪兒作案，我們只需要好好研究一下，這些被發現的地方，就能夠找出罪犯來。”

杜志勳突然這麼有自信。讓在場警員不重視起來。

“你如何找？”董局長迫不及待問。

“這要涉及一些犯罪知識。不知各位有沒有接過‘犯罪地理學’這門技。”

“犯……犯罪地理學？”董局長髮愣。

不僅是他，孫建洲，李達和平江市刑警隊的那些警員都一臉茫然，從未聽過這個名字。

杜志勳首先簡單解釋一下，“‘現代犯罪地理學’這門新興的偵破技在我國發展不長時間。最早是由國犯罪學家於1934年創立的，研究罪犯與環境之間的聯繫。經過數十年的發展，現在已經形了一套完的理論系，可以通過犯罪地點，被害人生活環境，行軌跡等等分析罪犯所在的位置。就拿本案來說，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兇手的五拋地點，這是個很重要的線索，我把這些拋地點進行了詳細的分析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首先，我們先看看五出現的位置……第一是在平江電子科技大學校園裡發現的。這所大學一共有兩個校門，一般進校園的車輛會進過登記檢查，行人則不會。由此可以推導出兩種可能，第一，假設罪犯本人在學校工作，那就可以輕而易舉的開車把拉進校園了。第二種可能，如果罪犯是校外人員，他最有可能是拖著拉桿箱進大學校園的，估計也不會有門衛發現。除此之外，我的組員打聽學生得知還有另外一個出口……”杜志勳說到這裡示意郭蓉蓉說。

郭蓉蓉說道：“那個出口就在學校的西南面的生宿舍附近，我親自去查看過，有段圍牆柵欄年久失修出個缺口，不學生圖省事兒就直接從那兒進出學校的。所以也不能排除兇手在那裡進出。我打聽過門衛和學生，目前沒有人發現有穿戴或者舉止異常的人進校園。”

杜志勳接過話：“今天早上發現的兩則是在距離大學校園大約七八百米的地方發現的，而從這個地方穿過一小片灌木，就是沙河上游的大堤。我派鍾開新和年小檢查過那裡，河堤不算陡，有可以下去的小路，還發現了一些拖拉東西留下的痕跡。我推測另外兩腐爛嚴重的，就是從這裡扔進河裡的，隨著河水漂到了下游的淺灘……因此，把五個拋地點放在一起比較就會發現，其實五個地方距離都不算遠，這與罪犯漫無邊際的選擇被害人截然不同。我推測，他是到了自生活環境的影響。”

“生活環境的影響？”董局長目不轉睛的著杜志勳，有點兒像聽天書一樣。

時代進步，很多老一套的偵破方式確實需要改進了。

“罪犯理的方式通常都遵循著‘遠拋近埋’的規律。這是以他的住所爲中心而言的，拋地點距離他住所越遠，他自的危機就會越弱，不太擔心警方會找到他，越容易把草草扔掉。相反，拋地點距離他的住所越近，罪犯的危機就會越強烈，更容易選擇埋藏。

刑警隊長孫建洲忽然明白了杜志勳的意思，激的說：“五，有三被掩埋，另外兩扔進河裡，其實跟掩埋也差不多，照這麼說。罪犯住豈不是就在電子學院的附近嗎？”

杜志勳冷靜的點點頭，“可以這樣說。這個活區域是罪犯最悉的，他的住所應該就在這個區域裡。”

郭蓉蓉：“我倒覺得這個人很可能就是學生或者老師。他明顯對平江電子科技大的環境很悉呀，還知道把被害人埋在育場旁邊背靜的地方。電子科技大學有將近一萬學生，老師也有好幾百。這本也是一個很好的藏啊。”

“不排除這種可能，不過還有一點需要說明，”杜志勳說，“連環罪犯的第一次作案往往是距離他住所最近的地方。因爲連環作案的第一起犯罪大多是到衝的緒支配所作出的行爲，第一次功之後，接下來的作案，罪犯就會越發趨於理化。五中被河水衝到下游的其中一失蹤時間已經將近三個月，孫薇，穿了一件紅子，是我們已知最早的失蹤者。我們就拿當做兇手的第一起作案對象。也許兇手早就有作案的預謀，但始終沒有合適的機會。一個偶然的況下，被害人進了罪犯的視野中，罪犯沒有控制住自己，把綁架了，當時罪犯還沒有想到要贖金的問題，那時候的作案技巧很單一，他只想發泄一番。於是就對被害人折磨一通，之後害怕報警，於是匆匆忙忙把被害人裝進行李箱裡扔進沙河裡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