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古代,民族這個概念有,可並不算多。
在南宋時期,金朝所佔據的北方,反金歸宋的漢族起義從頭到尾。
甚至在宋朝專門形了一個階層,都想著復華夏。
更早些時候的華夷之辨,所謂的“非我族人,其心必異”。
包括朱元璋喊出的:“驅逐韃虜,復中華”。
這些都是民族主義的前驅。
雖然底層的農民大多不識字,也不知道華夷之辨,可從小的耳口相傳、說書戲曲、言傳教,已經在農民腦中形了最樸素最原始的民族主義,哪怕這種民族主義還很不完善。
或許這些底層的農民,連自己是哪個民族都未必完全明白,可當弓箭和大刀砍到自己上時,當馬糞落在稻田時,他一定知道自己肯定和馬上之人不是一夥人!
但爲什麼說不算多呢,原因也很簡單。
在古代,日本人、波斯人、朝鮮人,可以到朝廷中央當,還不是一個小,這種事放在今天,是非常難以想象的事。
此外,異族侵,能統治華夏,這放在民族主義萌發的今天,依舊是不可能存在的事。
之所以造這種況,就是因爲絕大多數平民目不識丁,連溫飽都是一個問題,對自己的份並無多認同,也無多自豪,所以對於異族的統治,表現的就非常麻木,本不會有太大的抵抗,多是被的捲其中,隨波逐流。
說白了,
外族老爺與本族老爺對自的剝削並無太大區別,在這樣的況下,想要大部分人豁出命也要抵抗,然後繼續給你剝削,哪有這麼好的事?
想讓底層百姓的覺醒,讓他們徹底記住民族這個概念,讓異族統治徹底爲過去式,那就要真心實意對他們好,然後再將民族這個概念不斷推廣,不斷加深,打所有人的心中。
蘇澈祭祀功勳、烈士,就是爲了做鋪墊,埋下民族概念的種子,讓所有人知道,什麼是正確的,什麼是值得紀念的。
國之大事,在祀與戎。
用祭祀來改變意識形態,這是最簡單也是最直接的方法。
不過,僅僅只是這樣還不足夠。
還需要日積月累的反覆宣傳和教導。
此外還要讓百姓過得更好,讓他們對自己的民族產生認同和歸屬。
只有這樣,才能加深民族之概念。
這方面的事,蘇澈正在做。
一條鞭法,以及金融改革,就是如此。
隨著一條鞭法的深,大明的寶鈔已經徹底爲了貨幣,而不再是一種收割韭菜的工。
隨著寶鈔的信譽度不斷提升,來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,這就意味著可以進一步作了,比如進行一定規模的放水。
所謂的放水,就是朝廷中央印更多錢出來。
這和以前朱元璋做的事一樣,都是割韭菜,但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。
以前的朱元璋,是竭澤而漁。
而蘇澈準備做的,則是可持續的竭澤而漁。
這兩者有本質的區別。
可持續的竭澤而漁,雖然也有些不當人,但總歸來說,還是有著正面的影響。
只要適當的放水,就能直接的刺激經濟,促進發展,產生正向循環。
原理也很簡單。
在貨幣被廣泛認可的況下,不斷印錢出來,那大家手裡的錢多了,就會更願意消費,更願意投資,那經濟也就得到了提振。
雖然持續的放水,會讓經濟得到騰飛和繁榮,但也會有一些負面影響。
比如金融危機,再比如經濟大蕭條。
這些方面的風險,會造很嚴重的後果。
但總歸來說,只要利大於弊,那就沒有任何問題。
轉眼,幾日後。
在南孔文宣公的支持下,蘇澈推行了自己的民族概念相關政策,教導百姓認識“何爲民族”。
他開始打下一個民族的烙印。
這件事初期肯定沒有多效,但只要持續不斷,日積月累,最終還是會形一個民族的印記!
這件事並沒有被阻撓,相關的政令很輕鬆的就推行了下去。
原因也很簡單,無論是文宣公孔希路,還是那些朝廷大臣,都沒有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,他們本不覺得這有什麼,既然皇帝想做,那也就沒有阻攔的必要。
時匆匆,歲月如水,悄然流過。
一轉眼就是半年後。
這半年的時間,蘇澈一直在等待一個時機,他陸陸續續測試了不果出來。
蘇澈將自己的新政策在小範圍的推行了,看看實驗的果,再以這個果來決定是否推行。
而果非常不錯,這也讓蘇澈放下了心。
此刻時機,蘇澈沒有猶豫,再次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。
前期的準備、測試,都已經做到了極致——既如此,改天換地的時間來了!
改革第一項,蘇澈在一條鞭法的改革上,更進一步,直接進行土地的改革。
他將大批量的田,以相對較低的價格,租借給農民,讓農民自己耕種。
再確立軍屯的田地的歸屬權,相對保證軍屯士兵的地位。
所謂的屯,就是請農戶耕種,讓他們爲田的佃戶。
而現在卻是將這些土地,租借給農民。
這看似並沒有什麼區別,但本質卻完全不一樣。
佃戶獲利非常,只能溫飽。
至於軍屯,則是將佃戶當做士兵,讓他們在耕種的閒暇時刻進行軍隊訓練,屯軍全家生計主要依靠屯糧收。
這種制度省去了對軍隊方面的開支。
早在三國時期,曹、諸葛亮就是用這種方式來管理軍隊,減輕了戰爭對平民的力。
明朝建國之初,因爲數十年的戰爭,以及各種天災,導致了北方居民向南方遷移,北方的人口銳減,大片的農田被廢棄。
朱元璋雖然將元朝的統治者趕下臺,但仍然有很多殘餘的元人在覬覦明朝的政權。
如果不能將其徹底的收拾乾淨,後果不堪設想。
因此,明王朝在對外征戰的同時,也採用了“屯田養兵”的方式來進行軍事訓練。
屯田制度非常的有效,朝廷不僅不需要給邊疆的軍隊提供糧食,而且邊疆的軍隊在養活幾十萬軍隊之外,還有多餘的糧食給朝廷稅。
這是明朝初年的景。
隨著時間的流逝,很多問題都會暴出來,而後來的統治者本沒有辦法改變這個制,也導致了很多問題。
朱元璋還在的時候,他大殺特殺,貪污的人數相對了很多。
可等他死後,貪腐的風氣再次橫行。
永樂年間,邊防地區出現了這樣一種狀況:那就是邊防的那些長役使軍士給自己充當雜役,讓他們爲自己的家僕、佃戶,甚至慢慢兼併這些軍戶的土地。
此外,朝中的大臣在邊疆給自己置地,然後讓邊軍給自己種地。
而且這不是特例,越往後這種況越壞。
這直接導致邊疆地區給朝廷種田的人越來越了,能給朝廷的稅收也越來越了,而防守的士兵也勞苦不堪,不再練兵,喪失了戰鬥力。
屯田制的崩壞,和唐朝府兵制的崩壞如出一轍,這也加速了明朝的滅亡,導致了外族的侵。
既然蘇澈知道這個,當然不能放著不管,他直接進行了改革,確定了軍屯土地的歸屬權問題,同時讓軍戶的地位相對提升了一些,用大明律保障了他們的權利。
雖然這種改革不能完全杜絕這些軍屯士兵被當做雜役差使,但至會減緩這一況的惡化。
除了土地的改革之外。
蘇澈還進行了營經濟的改革。
現在的營採用舊的管理制,僚制會慢慢導致虧損的況出現。
說白了,就是員工不拿家的錢當錢,僚也會進行一定程度的貪墨,反正都是朝廷的錢,你貪一點,我貪一點,本貪不完。
因爲持續的虧損。
這會導致營無法對抗民營,漸漸地,營被徹底淘汰。
在明朝中葉,無論是鐵、造船、建築,還是綢、紡織、瓷、印刷等方面,都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,產量佔全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,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。
明朝民間的手工業不斷壯大,可營卻不斷萎。
因爲知道這些歷史,蘇澈並沒有客氣,直接進行營改革,作也很簡單,引市場化經營,實行份制,提高每個國營作坊的效率。
這樣一來,一批私合營的手工業作坊應運而生,份制的改革,使得生產積極提高,極大程度的刺激了經濟的發展。
除了經濟方面的改革,蘇澈還順勢開啓了大航海時代,開闢了海上的綢之路,並且將其定爲國策。
老朱的權威和朱棣不可同日而語,完全沒有可比。
朱棣讓鄭和下西洋,賺來的錢全衝自己的帑之中,引起了很多員的眼紅,強行讓下西洋這事中止。
等到明祖朱棣一死,明仁宗在位時停止了下西洋活,明宣宗朱瞻基時期進行了第八次活,之後由於大臣認爲勞民傷財而終止,此後明朝事實上閉關鎖國,而下西洋這部分的錢,便徹底進那些士大夫僚的私人口袋了。
和朱棣不同,蘇澈將這一部分蛋糕稍微分了出去,帶著大家一起玩,也讓支持的聲音變得更多了。
除了土地改革、經濟改革、開海政策之外,蘇澈還進行了教育方面的改革。
蘇澈將印出來的寶鈔,大手大腳的花了出去,他開始實行義務教育,大規模的舉辦學校,普及民間的識字率。
此外,半年的時間過去了,兵學院、農學院、醫學院、數學院,也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,蘇澈順勢鼓勵開設各種學院,進一步的擴大這些高等學院的範圍。
推行私塾學校,普及識字率還好,可當蘇澈推廣高等學院,頓時到了一定的阻力。
這天下的文人,終究是儒家的文人。
不過。
和上一次不同,這一次,孔子第56代子孫,文宣公孔希路直接站出來爲朝廷站臺。
起先有大儒求於孔希路,希他能勸諫陛下,不要寒了天下文人之心。
面對這一道送命題,孔希路回答:“子曰:三人行,必有我師焉;擇其善者而從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如今陛下改推行各種學業,這是天大的好事,我們應該跟著學習,改善自,如何能阻止反對?這是不應該的行爲!”
“儒家,豈是如此短視利己之輩?”
當一個擁有孔子最終解釋權的孔子後代爲朝廷站臺後,所產生的效果是非常恐怖的,這些方面的學院,再沒有多阻力,很順利的推行了下去。
而蘇澈改革不止於此,既然要改革,那就徹徹底底的改天革地,還他一個日月青天。
蘇澈的最終改革目標是政務改革。
蘇澈建立起新的公衆管理系,簡化了各種政策,又進行一定程度的放權,同時加強了相關的管理和監督,毫無疑問,這很大程度的提升了各郡縣的運行效率。
這些日子,改革的政策,幾乎隔一天就下發好幾個,隔一天就下發好幾個。
安生了半年時間的大臣們,本以爲會這樣繼續相安無事,誰知道,當革新的浪襲來,所有大臣都被迫捲其中!
一個個全都忙的不可開。
這些政策雖然簡短。
可哪怕單獨拎出來一個,都是改天換地的大政策,會產生巨大的影響,絕不是輕鬆完的政務。
爲了這些政務的順利,所有大臣可謂是竭心殫慮,基本上每天都加班到深夜,給整得人都憔悴了。
當然,也有一些倔脾氣、不長眼的傢伙,認爲這樣的改革並不是好事,三番兩次的站出來勸諫。
一次兩次也就算了,等到了第三次,蘇澈直接將其革職下放,給我下基層好好驗民間疾苦,再來說這些風涼話吧!
蘇澈的態度非常明確。
時代的浪,滾滾向前,所有人都應該順應流,想擋住大的人,絕對不會有好下場!
即便有閣的輔佐,蘇澈依舊整天忙於各種政務。
不過。
和之前不同,蘇澈此刻很這些政務,他能看到一個龐大的帝國,隨著他的政令推行,在逐漸的改變!
這種覺非常不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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